|
|
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重阳节别名“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等，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为“祝寿节”、“女儿节”等，今天也被称为“老人节”、“敬老节”。
重阳节起源很早，在漫长的传续过程中，重阳节逐渐成为深具中国民俗文化特征的重要节日之一。两千多年来，对生命归宿的追求作为重阳节深层结构中的基本内涵没有发生改变，人们熟悉的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等词句，[①]就高度概括了这一节日所蕴涵的丰富的时空观和生命感。但在发展过程中，重阳节还融合了敬老养老的儒家理想与孝道伦理，也融合了道教养生贵生、驱邪求寿的世俗理念，逐渐由最初的天伦祈祀型国家大礼转变为人伦娱乐型的民间佳节，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全民传统节日。如今，在全球化老龄工作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成为我国老龄工作的一个集中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内涵的重要的社会性节日，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重阳节的起源
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古人认为，因为古老的《易经》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又因“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所以古人以“九”为最高；而且夏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又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因此把九月九日叫作重阳节。这种说法的形成还与魏文帝曹丕的解释密切相关。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曹丕的说法说明这一认识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但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附会成份，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这是因为，最初的“重阳节”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在农历九月九日，“阳”也并非只指日月两个天体，“重”也并非仅指“二”这个数。另外，《易经》天之数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可见“重九”并不是吉利之数，有时却是大凶之数。
综合后人的研究，[②]重阳节的来源应该说比这说法复杂。它和从远古到上古时期两个非常矛盾的先民习俗——九月庆和九月祭，[③]以及先民天神互通的原始信仰与火神死亡崇拜有紧密联系。
一、上古九月的庆典习俗。对于农耕社会来讲，农历九月农事基本完毕，因此从远古开始，华夏先民往往将丰年庆典和祭神祀祖等活动安排在九月。《吕氏春秋季秋纪》载：“(九月)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并且说“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獀马。”可见在季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先民普遍存在着飨天帝、祭恩祖等岁时活动，而且这一习俗在战国时期还被统治者加以条令化和典章化。由于这是一种丰年庆活动，所以九月庆典习俗明显带有酒神狂欢的色彩和特点，有着大量娱乐内容（“祭神”、“飨帝”、“田猎”、“野宴”等）。后人普遍认为汉代以后九九重阳节的野宴、饮酒、歌舞等习俗即源于先秦的九月庆典。所以有人把先秦的九月庆典看作是中国的酒神节。除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外，古匈奴族、高山族和壮族都有着多样的九月庆典活动，其中高山族阿美人和壮族的九月节庆活动还一直延续至今。
二、先秦的火神死亡崇拜。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非常崇拜火和火神。先民把一颗亮度很强的恒星——心宿二星看作是火神的化身，称其“大火”或“大辰”、“心”，[④]并把它当作古代季节星宿的标志，通过观察“大火”出没的位置来确定季节转换。由于其具有划分季节的作用，传说在四千多年前的颛顼时代，就设立了火正的官职专门负责观测这颗恒星。由于“大火”星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为“九月内火”，“内”是隐入的意思，“内火”指“大火”星隐入，意味着肃杀冬季的来临。由于先民御寒能力有限，加上冬季食物不足，许多人会在严寒中死去。火神的暂时“死亡”意味着妖恶横行、意味着许多人即将死亡，所以古人称之为“阳九之厄”。因此人们在九月举办各种仪式来祭奠火神祈求保佑。我们今天无从知道当时祭奠仪式的具体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仪式在先秦时期应该会很普遍。如今江南部分地区还有重阳祭灶的习俗，这应该是古代九月祭祀“大火”习俗的流传。先秦的这种火神死亡崇拜成为后来重阳节求“长生”、“消灾避邪”等习俗的主要来源，因此有人把重阳节也称作死亡节，把它和三月三（复活节）联系在一起，相互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构成了一组特定的节日系统。所以东晋《西京杂记》云：“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而在巫术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于创造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习俗来达到避邪消厄的目的，其中最便于流传的是佩俗和食俗。而这正是后世重阳节诸多食俗和佩俗的源头。
三、上古的天神互通信仰和登高习俗。古人爱好登高，但它显然不同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个人情怀，也不同于现代人理解的娱乐或健身活动。远古人们爱好登高，这和他们的天神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人普遍认为天地一开始是相通的，人与神可以互相来往。这个观念直到近代还广为流传。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古人认为天地相通是有一定途径的，而这个途径只能是自然物：一是高山，一是大树。以高山为天梯，见于《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肇山、登葆山、灵山等，其中最著名者自然是昆仑山，因此昆仑山在上古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以树为天梯，则不多，只有《山海经海内南经》及《淮南子地形训》所记之建木。《山海经海内南经》谓“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璎，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晋郭璞为《山海经海外南经》注云：“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由此可见，为通天升仙而登高应该是先民的重要习俗或原始信仰。
虽然形成后世重阳节的诸多习俗在上古就已存在，但这不等同于重阳节很早就成形。正如下雨一样，即使云中水汽达到超饱和状态，如果缺乏凝结核的话，也是不会下雨的。因此，这些习俗因子要成为重阳节的习俗，就需要一个凝结核——“重阳”概念的形成和具体日期的确立。在这一点上，先秦楚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仅首先创立了“重阳”这一概念，而且大体上确定了“重阳”的日期。而这一切又是和楚人追求登天拜谒先祖祝融的习俗紧密相关。
《周书》说，天地一开始是互通的，但后来由于南方部落“九黎”人不敬天神，帝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⑧]“绝”是断绝的意思，“地天通”是天地的通道，“绝地天通”指断绝了地民和天神往来的通道。而“绝地天通”的“南正”重、“火正”黎二人本是颛顼的后代，但历史上对其身世、官职的说法比较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而且很多时候又被合称为一人。其中有种说法是，主管天的“重”也曾担任过“火正”的官职并被人们尊为火神，后被帝喾称为“祝融”。而祝融恰恰就是楚人公认的先祖。先祖“绝地天通”的做法无疑让楚人无法接受，这就引发了著名的“昭王之问”。据《国语楚语下》记载，至迟在公元前489年前，“（楚）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此观射父做了一通玄而又玄的解释，并说主要是因为“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所以只要做好祭祀就行。至于什么时候是祭祀的最好时间，观射父认为是“日月会于龙<豕尨>”之时，他解释说这个时候“土气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备舍，群神频行”。很显然，观射父指的是秋季祭祀。通过“昭王之问”，我们可以发现两点：一是楚昭王非常关心“民将能登天乎”这个问题，可见，对于楚人来讲黎民“通天”是个现实的要求。第二个问题是观射父所说的“日月会于龙<豕尨>”之时具体又是哪一天？和大多数古人一样，观射父用的是一种天象来指具体时间。“龙<豕尨>”是古星名，居东方苍龙七宿之末，又叫龙尾星。古观象玩占“尾九星苍龙尾也，一曰析木”，“析木”为十二星次之一，“日月会于龙<豕尨>”指的是“龙尾伏辰”，也就是日月会于析木之时。晋傅玄《大寒赋》曰“日月会於析木兮，重阴凄而增肃”。佐以《左传》鲁僖公五年“晋国灭虢”对天象的描述和时间记载，今人认为“日月会于龙<豕尨>”即“龙尾伏辰”的时间大概在夏历九月初十日亦即九月“丙子日”。毫无疑问，楚人必然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祭祀活动。而相传祝融还是一位音乐家，他经常在高山上奏起悠扬动听、感人肺腑的乐曲，以此使黎民百姓精神振奋、情绪高昂。祝融死后葬在南岳衡山之阳，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南岳最高峰称为祝融峰，在山上建有祝融殿。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楚昭王之后一段时间内，楚人在每年九月初十日前后登高隆重祭祀火神先祖祝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昭王之问”二百年后屈原的作品中得到佐证。在《远游》中，屈原感叹“悲时俗之近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由于“美往世之登仙”，屈原选择了在天空驰骋远游的方式，托配仙人、周历天地、无所不到。在诗中屈原描述了自己游天的时间、行程是“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集重阳入帝宫”的诗句，是“重阳”二字首次见诸于文字。“旬始”指的“太白星”，因此“重阳”无疑指的是一种天象或是指这个天象出现的时间。由于“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屈原来到了火德“炎神”的地方，“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南疑”就是“九嶷山”。由于受到祖先告诫，“祝融戒而跸御兮”，屈原再去往北方“腾告鸾鸟迎宓妃”。从接受学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在屈原时代，在重阳这样一个重大的祭祀期间，登高拜谒先祖祝融应该是当时楚人能够普遍认知的活动。《远游》一诗只是将其形象化了而已。此外，屈原《离骚》中还前无古人地提到了后世重阳节两种重要习俗。一是茱萸用于配饰。《离骚》说“椒专佞以慢韬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榝”就是指茱萸，因其气味强烈而用来装饰。二是以菊入馔。《离骚》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而这无疑是中国最早“以菊入馔”的说法。这两点无疑是后来重阳节饮菊花酒、吃菊花饼、佩带茱萸习俗的最早文字记载。
楚人重阳日在九月的习俗，在今天古楚地的一些地方仍有保留。比如江苏丹徒以九月一日、常熟以九月十三日为小重阳，[⑨]湖北来凤、宣恩以九月十九日为大重阳、九月九日为小重阳。唐代李白《九月十日即事》也记录了当时九月九日、十日有两过重阳的习俗。而“九”又是楚人最爱的数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楚辞》中“九”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如“九天”、“九重”、“九则”、“九阳”等等，也有许多文章本身就是以“九”命名的，如《九思》、《九章》、《九歌》、《九叹》、《九怀》、《九辩》等等。虽然没有确切文字表明楚人何时将重阳节定在九月九日，但后来人多认为，由楚人将重阳节确立在九月九日的可能性最大。当然，在这个确立过程中，先秦人们的阴阳象数逻辑观念也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说，至少在秦灭楚国之前二、三百年（公元前4世纪前），重阳节就已经基本定形了。
二、重阳节的流变 虽然重阳节起源较早，但也应该看到，先秦九月重阳节的登高祭祀活动主要是一种宗庙祭祀的国家行为，是一种贵族的权利，它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世俗化的、节日化的“重阳节”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秦承楚制，汉承秦制”。重阳节的节日化、世俗化是在西汉初期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重阳节融合了多种民俗因素及神秘观念，逐渐确定了避邪求寿和秋季狂欢的复调内涵。
（一）汉代以后，先秦九月祭的色彩逐渐弱化，而先秦驱邪祈寿的一些食俗和配俗得到流传并由宫廷传入民间。
一般认为西汉之前重阳节的一些习俗可能只在宫中流传。这从重阳节传到日本后，直到明治维新之前，饮菊花酒等习俗只在宫廷和将军府中流传等情形也可以看出一二。古代典籍《三辅黄图》卷四说，刘邦和宠妾戚夫人在长安宫边饮菊花酒边下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斗星辰求长命乃免”。后来戚夫人被吕后害死，其贴身侍女贾佩兰被驱逐出宫后将重阳节习俗流传到民间，重阳节遂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西京杂记》中贾佩兰云：“九月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相传自古，莫知其由。”后来晋周处《风土记》曰：“九月九日……俗尚此日折茱萸以插头，云避除恶气，而御初寒。”又云，“汉俗（九月）九日饮菊花酒以祓除不祥”。这种风俗遂延续千年不变。晋代以后重阳节有了大发展，到了唐宋时期达到鼎盛。至唐代中叶，重阳节甚至进入制度层面，成为法定的“三令节”之一，“宜任文武百僚择地追赏为乐”，[⑩]朝廷还加以赏赐，成为名副其实的带薪“官休”之日，足见其地位之重要。元明清三代重阳节基本上是延续宋代的做法，可称是重阳节的延续期。到了近代，由于中国社会的激荡变革，重阳节在现实中的影响才逐渐弱化。
（二）汉代以后重阳节继承了先秦九月庆典群聚宴饮等习俗并有所发展。
如果说驱邪祈寿的风俗代表着一种“迷性”的话，那么重阳节重视娱乐则代表着一种“俗性”。东汉以后一直流传着重阳群聚宴饮的习惯。曹丕说九月九日“享宴高会”，这个朝廷习俗一直延续至明清；而民间此风也是千年不衰，南朝梁《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并注称：“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清《粤西丛载》记：“九月重阳，携酒登高”；民国《中华全国风俗志》记江西萍乡人九月九日“至南门外宝塔岭登高”，“于是日阖境人家咸备办酒肴，恣意饮嚼”，并说湖北监利人于重阳日“士子登高啸咏”，“聚众赛会，籍野乡宴”等。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京师……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榼，出郭登高……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除了野外或高地宴饮之外，在现在许多地区还流传着重阳登高放风筝、唤黄雀、养蝈蝈、斗鹌鹑等娱乐或趣味比赛等习俗。而无论是驱邪祈寿还是宴饮狂欢，古人过重阳节一般都将其和登高这一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
（三）汉代以后重阳节的发展还与社会生活相结合，注入了和劳动生产有关的一些主题。
无论古今中外，任何良辰美景都离不开酒，重阳节更是因为九月九日是“酒神”之日而与酒有着不解之缘。由于九酒不分，酒水又是阳水，古人认为用重阳节的水酿造的酒最好，因此把以重阳日造的酒称为“重阳酒”。明清以后直至民国，民间造重阳酒之风日盛。也正因为如此，民间将和酒有关的一些习俗都合并到重阳节来，如在重阳节祭祀酒神和造酒先师、将重阳日定为酿酒之日等。近世湖南宁远、贵州茅台等地还流传着在重阳日酿酒并祭祀酒神杜康的习俗。一些行业也在重阳日祭祀行业祖神或在此日安排重要的仪式，如印染行业在九月九日祭祀行业神“梅福”“葛洪”二仙。
重阳节还是一个收获的时节。历史上，不少地区的农民将重阳登高与秋季作物采集等经济活动联系起来，一边登高一边上山采集药物以及其他经济作物，谓之为“小秋收”。一些地方（尤其是唐宋时期四川一带）甚至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
三、重阳节的主要习俗
作为一个传统节日，重阳节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代表性节日习俗，如“佩插茱萸”、“食蓬饵”（菊花糕以及后来的重阳糕）、“饮菊花酒”和“登高啸咏”、“群聚宴饮”等习俗。
佩插茱萸
佩插茱萸是重阳节的一个标志性习俗。茱萸属于双子叶植物纲蔷薇亚纲，有多个种类，与重阳节有关的茱萸主要指的是吴茱萸，古名越椒。吴茱萸的特点一是花房艳丽，给人以很强的视觉上的美感；二是香味浓烈，是很好的提神植物；三是吴茱萸的药用价值，中国传统医药认为它有治寒驱毒的功效。吴茱萸原名萸，因为原产在先秦吴国，所以叫吴萸。后来为什么又称为“茱萸”呢？据说这里有一个传说。相传春秋时期，弱小的吴国每年须向强邻楚国进贡，其中有一年派出使者将本国特产“吴萸”作为药材献给楚王，无知的楚王不识吴萸为何物，反认为是吴国在戏弄他，于是大发雷霆，不容辩解便将吴国使者赶出宫去。楚王身边有位朱姓大夫，因与吴国使者素为相好，忙将其接回家中并问其缘故。吴国使者说，吴萸乃吴国上等药材，有温中止痛、降逆止吐之功，善治胃寒腹痛、吐泻不止等症，因素闻楚王有胃寒腹痛的痼疾，故而献之。朱大夫听罢遂将吴萸精心保管起来。次年，楚王受寒旧病复发，腹痛如刀绞，群医束手无策。朱大夫见时机已到，急忙将吴萸煎熬，献给楚王服下，片刻止痛，楚王大喜，重赏朱大夫并询问这是什么药？朱大夫便将去年吴国使者献药之事叙述。楚王听后，非常懊悔，一面派人携带礼品向吴王道歉，一面命人广植吴萸。几年后，楚国瘟疫流行，腹痛的病人遍布各地，全靠吴萸挽救了成千上万百姓的性命。楚国百姓为感谢朱大夫的救命之恩，便把吴萸改称吴朱萸。后世医学家又将之正名为吴茱萸并一直沿用至今。这虽然是个传说，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如果结合《离骚》诗句“椒专佞以慢韬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早在先秦楚国，人们就已经对茱萸的药用价值和装饰价值很是了解了，只不过囿于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将其药用功能神秘化，把茱萸看作是避邪除魔的神物而用作装饰物或随身佩戴。茱萸和重阳节发生联系的过程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插茱萸、佩茱萸囊、食茱萸作为重阳节的重要风俗到西汉时即已出现，如《西京杂记》曾记载贾佩兰“佩茱萸”，唐代沈佺期《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诗云：“魏文颂菊蕊，汉武赐萸囊。……年年重九庆，月月奉天长”，说明唐代之前佩插茱萸的习俗已然之风。到了唐代，佩插茱萸的习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盛行情况在唐代诗歌中有着充分体现。由于茱萸在重阳节中具有重要地位，重阳节遂也称为茱萸节、登高会称为茱萸会等。宋元以后，人们更为祈求长生与延寿，因此“延寿客”(菊花酒)在重阳节习俗中的地位逐渐超过“辟邪翁”(茱萸) ，佩插茱萸的习俗遂逐渐稀见，至民国时则基本衰退。
饮重阳酒、菊花酒
重阳节很早就有喝菊花酒的习俗，但其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一说是起于上古，由杜康创造，另一说是起于汉初，源自宫廷。但不论何种说法，将菊花和酒紧密联系，并赋予文化内涵、影响深远的是晋代陶渊明。陶渊明一生酷爱菊花和酒，他在《九日闲居》诗序中写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魏晋之后唐代也盛行饮菊花酒。权德舆《嘉兴九日寄丹阳亲故》诗云：“草露荷衣冷，山风菊酒香”。历代文人雅士喜好菊花酒，这一方面和菊花酒的健身功益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士大夫对菊花人文风格的大力推崇有着紧密联系。
当然茱萸和菊花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茱萸也可以吃，菊花也可以插。如《梦梁录》云：“今世之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姑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而杜牧在《九日齐山登高》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可见除了饮菊花酒之外还有簪菊花的习俗，而茱萸除了可以插在头上之外还可以吃，也可以佩带于臂或用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等。这种习俗后来发展成各种变俗，如重阳节在门窗上挂菊花枝叶或贴剪纸，或者把彩缯剪成茱萸、菊花形状来相赠佩带等。
登高啸咏、群聚宴饮
登高是重阳节的典型习俗，无论是驱邪祈寿还是宴饮狂欢，古人过重阳节一般都将其和登高这一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登高是一项古老的活动，它首要的是和先民的狩猎、采集等活动有关，后来慢慢地与人类关于祭祀、山神崇拜、登高避祸、登高升仙等认识或活动发生联系，从而赋予登高一种特殊含义。
重阳骑射、重阳竞射
先秦九月举行大规模田猎和军事操练的习俗，在汉代以后也得到流传。据《南齐书》记载，南朝宋武帝刘裕规定九月九日为骑马射箭、检阅军队的日期——而这可能就是后世“沙场秋点兵”的起源。[12]而后世流行的重阳糕相传就是当年发给士兵干粮的遗制。到了唐代，“重阳骑射”发展成“重阳竞射”，成为唐宋时期一项重要的重阳节竞技习俗，据说当时的王公贵族都乐此不疲。
重阳食糕
重阳食糕不是重阳节的代表性习俗，但在重阳节的发展历史上还是有其一定地位。糕是一种食品形式，主要是由稻米粉或粟米粉蒸成，是待客与祭祀的佳品。重阳节的起源和九月祭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重阳食糕也就自然形成。古代称糕为饵，无论是糕还是饵，古人都赋予其吉祥的含义，一是避邪，《西京杂记》说：“食蓬饵以祓妖邪”；二是“糕”“高”同音，古人以此寓意吉祥，有的还在糕上装点小鹿、狮子等图案，放上枣、栗等食物或者插上棋子表示各种良好的寓意。
重阳杂俗
由于我国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历史上，我国不同地方还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非代表性的一些重阳节俗，也可以称之为重阳杂俗。如江南人有在重阳日让妇女休息的习俗。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食花糕。”北京《大兴县志》则有：“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亦曰女儿节。”可见明清时北京已有重阳日是“女儿节”的说法。而相反的是，在山东滕县一带又忌讳出嫁不满三年的女儿重阳节回家，浙江绍兴一带也忌讳重阳走访。另外陕北习俗是在晚上过重阳节；福建莆仙在重阳节要蒸九层的重阳米果；河北武强“重阳蒸花糕，祭天地”；浙江桐卢县九月九日备猪羊以祖，称为秋祭，同时也在重阳节绑粽子，互相馈赠，称为重阳粽；广东省临高县民重阳节早起齐声高喊“赶山猫”，以此为安和富利之吉兆；广西隆安县九月九日放任牛羊自行觅食，俗语说：“九月九，牛羊各自守”；四川南溪县读书人举办“岑公会”；等等，不一而足。
四、重阳诗词和艺术 汉代以后重阳节不仅在现实世界中丰富了人民的世俗生活，而且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世人创造了大量有关重阳节的故事、传说和诗歌，这既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阳节传说。自重阳节出现以后，大量的民间传说依附在重阳节这个载体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汉汝南（今河南上蔡）桓景九月九日带领百姓登高避邪并剑刺瘟魔的故事。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书中说：“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后来民间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演绎出“桓景学道斩瘟魔”的民间传说。因为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所以后世许多人将其看作是重阳节的起源。但从发生学来看，民间传说无疑晚于民俗现象本身，因此这种起源说无疑是不正确的。此外，由于所处节令和时日比较特殊，重阳日也为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所重视，逐渐被衍化为一些重要人物的纪念日，如道教认为九月九日是太上老君的生日和张天师的忌日，民间也相传轩辕黄帝和妈祖也都是在九月九日升仙永生的，因此许多地方流行着各种重阳祭奠的主题活动，但其内容和重阳节没有太实质上的联系。
重阳典故和佳话。典故和佳话是指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的词语。重阳典故和佳话中最有名的是“孟嘉落帽”和“滕王阁重阳盛会”。“孟嘉落帽”说的是晋朝永和年间，陶渊明外祖父孟嘉在征西大将军桓温幕下任职。一年重阳节，桓温召集幕僚游览龙山并在山上宴饮，由于孟嘉酒醉并为山中景致所吸引，竟然不知头上的帽子被风吹落。由于古人视帽子为头颅，孟嘉落帽惊动了所有宾客。为了大家高兴，桓温示意大家不要告诉孟嘉，并趁孟嘉去厕所的时候，让人把他的帽子拾起，并让在座的著名文人孙胜写文章嘲讽孟嘉。不过孟嘉人醉心不醉，回来后提笔写了一篇文章回敬孙胜，结果在座的人纷纷叫好。此事经陶渊明记载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后，从此传为美谈，“孟嘉落帽”遂成为历代文人重阳登高最喜用的典故之一。如李白《九日》诗：“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辛弃疾《念奴娇重九席上》词：“龙山何在？记当年高会，重阳佳节，谁与老兵共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而“滕王阁重阳盛会”更是文坛一段佳话，说的是唐上元二年（675年）九月九日洪州滕王阁重修落成，洪州阎都督在此大宴宾客，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去交趾（今越南河内）省父的途中，赶上了这场盛会并忝列末席。席间阎都督提议大家为高会和滕王阁题辞，以助酒兴。当地文人墨客知道阎都督的用意是拟由其婿撰写阁序，因此纷纷推托。结果不知内情的王勃欣然受命，这使得阎都督非常不高兴并怒起更衣，同时嘱人及时禀报。当有人报知王勃写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都督按耐不住、脱口而出：“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11]遂起身把王勃迎为贵宾，王勃也因《滕王阁序》和《滕王阁诗》既成就了自己的功名，也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佳话。
重阳文学和艺术。重阳节还出现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借以抒怀的重要对象。重阳诗词从汉代就有，到了唐宋达到高潮。据统计，在先秦汉魏南北朝中有九日重阳诗25首，唐代节日诗中重阳诗最多，有360多首，排在第一位。陶渊明、王维、杜牧、李白、杜甫、孟浩然、王勃、卢照邻、王安石、苏轼、李清照、关汉卿等都创作了大量的重阳诗（词、曲），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宝库。其中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李白的《九月十日即事》（“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为人们千古传唱。而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一改自古重阳诗词多凄凉寂寞之慨的传统，以一种与天竞老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重阳诗意的新境界。除了精英之作（包括小说戏剧、书法、画作）之外，民间也有大量关于重阳节的歌谣、民谚、楹联、雕刻、年画等艺术形式存在。
五、现代重阳节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农耕文化产物的重阳节已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它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面临着诸多危机。今天，重阳节作为一个传统节日虽然仍旧存在，但其核心的习俗已经很少能见到。今天的人们很少为驱邪祈寿去“插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或者说自己酿酒；即使大家很喜欢的登高活动，也已经不再是重阳节的专有名号。因此重阳节在现代社会中不断被弱化和边缘化是必然的。
但重阳节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节日，无疑是我们民族的一份重要历史遗产，其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价值仍然值得世人的尊重。由于九九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故此有长久长寿的含义。重阳节在长期的发展中，祈寿主题逐渐和中国传统孝道伦理相融合，发展出了敬老爱老的重阳节新主题，而这无疑增加了重阳节的节日寓意，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国壮族仍把为老人祈寿祝寿看作是重阳节最重要的内容，并且称重阳节为“祝寿节”。重阳节的这一内涵为我们所重视和发扬。1989年我国将重阳节定为“老人节”，这既延续了重阳节尊老敬老的习俗，又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为重阳节注入了许多新的实质内容。老人节的设立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成为我国老龄工作的一个媒介，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6年重阳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重阳节的认识。随着一些保护措施的实施，我们相信，古老的重阳节必然会为我们和谐社会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其自身也会以新的民俗形式继续流传下去。
[①] 毛泽东：《采桑子重阳》（1929年）。
[②] 张君：《九九重阳节——中国传统的死亡节、升仙求寿节和酒神节》，《求索》1993年第5期；程涛平：《屈原与重阳节——重阳节起源新说》，《荆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社会科学版）。杜尚侠：《重阳节》，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版。
[③] 历史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存在较大分歧。一般而言，在我国，“远古时代”指三皇五帝这样一个神话和传说时代，或称为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时间下限在公元前21世纪以前；“上古时代”主要指奴隶制社会时期，包括夏、商、周（西周、春秋、战国）几个朝代，时间大致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④] 即天文学上的“天蝎座α星”。
[⑧] 《国语楚语下》。
[⑨] 公元前333年楚灭越。这些地方都曾经是楚属地。
[⑩]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贞元五年》。
[11] [五代]王定宝：《唐摭言》。
[12] [南宋]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
|
发表于 2014-6-29 21:04:11
